10月15日,是一个极具纪念意义的日子。她让我想起一位曾主政广东两年零八个月的伟人,他带领广东“杀出一条血路”,在改革开放中率先迈出关键步伐,为深圳、珠海特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质
□柯建刚
10月15日,是一个极具纪念意义的日子。她让我想起主政广东两年零八个月的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同志,他带领广东“杀出一条血路”,在改革开放中率先迈出关键步伐,为深圳、珠海特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说,他“把守南大门”,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一晃47年过去了,我对当年的治理环境仍充满眷恋。如今,我尤为关注广东《司法自由裁量权 须公正天平不容倾斜》以及《“一次不公正的审判 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等涉及司法公正的内容,同时也十分关注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从本质上讲,通缩问题的核心在于就业,在于国民收入增长能力、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改善能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能力,以及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成功与否,这更是百姓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的真实体现。
这些问题都是结构性改革以及长期经济增长模式和能力的重大考验,也大多是各国政府不愿轻易触碰的能力短板和改革难题。而这些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慢变量,恰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和面临急难险困发展环境时的高级答卷,世界上很少有政府能交出及格的成绩单。结构性改革内容大多与财税体制相关,属于深层次改革和利益再分配范畴,是整个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社会综合管理改革的难点。这些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绝不能简单地依靠“搞活股市”和启动改革牛市来实现。资本市场的牛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应成为我们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任何可靠的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进步目标都是通过发展实现的,绝非规划设计出来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向来会自行进行自我均衡,尽管市场有时也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如今,我们正处于为过去30年快速发展的经济付出代价、进行出清的时刻。金融市场、资本市场“零和博弈”式的繁荣,或许能解决短期发展中的信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预期,甚至激活市场主体,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企业竞争力,提升居民购买力。但从长期来看,中国需要耐心坚定地发展实体经济,资本市场也必须转型,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我们不需要华尔街式的金融,那种金融的过度深化和自由化已经给中国带来了深刻影响和改变,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P2P、信托、结构化理财、场外配资、量化交易等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背后,隐藏着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
是时候让金融回归服务业本质,真正为实业服务,为民生服务,为社会公平正义,为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服务了。我们不能再走虚假繁荣、非理性繁荣的老路,不能仅仅依靠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所谓繁荣来解决暂时的困难,因为这顶多只是一种政策上的自我解脱和自我麻痹。中国股市牛短熊长、急涨快跌的历史问题,充分反映出资本市场参与者信心和耐心的不足,以及经济发展成果的底色。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低质量增长状态,注定了不存在所谓的“国家牛市”。如果股市不能充当经济的晴雨表,不能反映经济基本面,不能发现价值,不能有效配置市场资源,那么它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又何在呢?难道只是让大家进行简单的零和博弈交易吗?如果中国股市与基本面无关,只与政策相关,那就不难理解其蕴含的巨大投机性和赌性,也能解释牛短熊长、急涨快跌的行情特征了。从长期来看,股市涨跌不应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施策的重点。作为长期看好中国的我们,作为手持大量企业发展筹码的百姓,更希望迎来一次真正的改革慢牛、发展长牛;因为慢就是快,慢才会好,慢才可能长久,否则快牛疯牛行情过后的暴跌,必然会对以散户为主的市场造成巨大压力,可能会对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来之不易的国民财富造成又一次洗劫,未来还可能长期抑制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能力和消费能力,进而长期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当前,财税体制改革才是重中之重,财税体系应发力支持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财税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轮改革中不可或缺,政府、企业、居民个人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是当务之急。治理通缩、修复资产负债表是一项需要耐心和细致的工作,如同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要治好通缩这一病症,必须从财税改革入手,真正提升国民收入,认真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长期持续、大规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来直补民生,补贴就业、教育、医疗、职业培训、养老和创业等领域,特别是生育方面。要坚决实行减税让利,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应退出全面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与民争利的模式,转变为全面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修复和职能转型必须基于 DCF 现金流折现模型。严格来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就业的函数,而就业则是市场经济的函数。没有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就业增长和收入改善,没有消费型社会的成功转型,寄希望于资本市场“毕其功于一役”的财富增长效应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不可能实现的。基于零和游戏的财富效应模式,天然具有急涨骤跌的趋势,本质上与 GDP 增长和实实在在的国民财富增长无关,只会在短期内加剧财富的两极分化,加速基尼系数的扩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需要一个科学稳定、循序渐进发展的资本市场,而不是剧烈波动的资本市场运动。
过去20年,我们选错了房地产行业来承载国民财富,并适配了错误的财税体系和央地财权事权体系,房地产下行的破坏性后果至今仍在延续,尚未结束。如今,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能再错误地选择股市和虚拟经济、零和博弈市场作为振兴经济、拉动内需的突破口,更不能以此为依据将国民储蓄从银行体系中逼出来,使其快速进入资本市场。因为这顶多只能管理一下预期,拉动一下信心,宣示一下发展的决心,证明一下资本市场的重要地位,但后患无穷。希望这次我们不要选错发展模式。我们热切期盼改革,特别是坚决支持财税部门大力支持企业和居民个人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中央财政应尽力补位,弥补民间投资和终端消费不足导致的产出缺口,弥补高储蓄率和预防性储蓄背景下的流动性陷阱,全力以赴对抗通缩,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要将财政资源投入到运用效率最高的私人部门,特别是对中低收入人群进行大力直补,切实降低居民部门和家庭的杠杆和负担,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认真改善百姓人均可支配收入,为经济、民生和社会松绑。在资本市场活跃的同时,更要重视思想市场的活跃和开放,重视长期制度红利的释放。但千万不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不要神话金融货币政策和数量工具,不要把长期问题短期化,更不能把经济发展政治化、运动化,因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作者系澳门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