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 柯建刚

人生最大的尴尬是什么?有人说，四下皆是人，无人是依靠；对我而言，人生最大的尴尬是被同行和学界“耻”笑；这不?6月18日，澳门突然“大祸临头”，澳门特区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表示，新冠疫情杀到本澳，社区出现确诊目前至少发现12例阳性个案，相关流调工作仍在进行，掌握具体资料后会再公布；一晃3天过去，这次病毒是天上掉下来，还是地上冒出来，作为主管澳门防疫工作的卫生局迟迟不能发声，这是澳门速度?还是有难言之隐，还是想讳莫如深?职业驱使，6月21日，我在《强国之路网》发表拙作《该到澳门政府启动问责机制的时候了》；也就是这篇文章，引起澳门同行和学界对我的“耻”笑：建刚兄，您书读多了，澳门有问责机制吗?要是在内地，像澳门这样主事防疫工作的卫生局局长罗奕龙早就革职查办了；弹丸之地的澳门，从6月18日至7月10日阳性个案已累计达1526例了。按上海、广州人口比例计算，澳门每天有上百人感染，那还了得?

作为主管澳门防疫工作的卫生局局长罗奕龙该不该引咎辞职了，这我说不准；不过，我作为亚太地区人力资源管理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职业驱使让我想起习近平关于“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忠诚干净担当是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要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永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但就澳门而言，也有一些干部存在担当精神差，在履职尽责等问题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工作上热衷于做表面文章，喜欢作秀讨巧，不练真功、不下实功；处理实际问题习惯从条条框框出发，因循守旧，不敢越雷池半步，更谈不上从实际出发去创新开拓；遇到矛盾时瞻前顾后、畏头畏尾，不敢果断决策，不敢碰硬动真，甚至怕见群众、怕见媒体，怕得罪人；对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不敢勇于承认错误，不愿从自身深刻查找原因，而是一味逃避和推卸责任；要不就是在位不作为，习惯于混日子、保官帽，甚至当老好人；虽然有的是喊着要担当、负责，其实却说得多、干得少，习惯于装模作样。严密规矩制度是从严问责的第一步。制度短板一直以来就是全面从严问责的制约。纵观欧文龙、何超明、张祖荣、贾利安、李灿烽等案例，那些曾经目无法纪、恣意妄为、猖獗到底的落马者之所以敢于顶风作案、大搞团团伙伙、订立攻守同盟，形成黑色利益链，是因为监督执纪的制度存在漏洞，让顶风违纪者可机可趁，以致形成“前腐后继”的壮观场面。“无规矩不成方圆”，立规矩、善制度、扎篱笆、划“红线”、设“雷区”，补足制度短板，方能把任性的权力关进笼子。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再好的制度，只有执行，才能产生生命力，只有落实，才能彰显权威。清人梁启超曰：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澳门倘若引入问责机制，关键要坚持问责导向，抓住“关键少数”,牵住问题的“牛鼻子”。让失责必究、问责必严成为常态。正如美国前总统林肯所说的那样：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如此，你才能磨炼自己，求得更高的知识而进入更高的境界。制度的权威在于执行，执行不能止于表面功夫，要坚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做到问责一次、追责一人，就产生强大震慑，引发广泛而持久的惩戒效应；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责任履行不到位缘于问责乏力。澳门这次突如其来疫情彰显卫生局责任意识不强，履责停留在口头承诺上，没有实际行动，心存侥幸；加之所处环境监管虚设，长期尸位素餐，不作为甚至乱作为，既严重影响了澳门的整体形象，也直接伤害了群众利益。深究不作为现象背后，实质是责任监督和问责机制不健全、无执行力所致。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给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提出：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应验一位大国领袖治国理政，“决不让中国大好河山永远沉沦”的雄才大略。澳门也是如此，常态化问责倒逼干部担当意识养成。让责任如磐就须“失责必问”常态化。当前，澳门特区政府的责任很多、很大、很重，必须保持高度的责任意识，驰而不息、毫无放松的抓牢各项工作责任，切实把从严履责作为核心的政治任务抓好。作为澳门的公务员 ，必须培育强烈的责任意识，要让责任感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散发，体现在工作和生活的言行中，体现在务实为民的作为中，体现在关键时刻、紧要关头、利益诱惑面前能否经受考验。让责任如磐石一般坚定、厚重，牢牢抓在手里，层层传导压实，就须以严厉的问责形成倒逼效应，健全问责机制，明确问责程序、原则和方式，让失责必问，深究其底，彻查其因，落实责任倒查，实行连带问责；问责必究，不能止于形式，要“小题大作”，“杀鸡用牛刀”，形成机制，形成常态，以钉钉子的精神促使责任抓实。（原载2022年7月11日《澳门晚报》A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