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 柯建刚

那是2021年疫情期间，我的同行——《人民日报》广东分社社委、高级记者刘泰山对我说，咱老家有一位兄长，想为他已逝的表兄、“土作家”出一本书，不知您那里行不?“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不行’二字。”我说。于是，他就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了对方；不日，朱教贵老兄的“千金”——旻钧与我联系；“明君”呀，再加上我们是同行，不敢怠慢，我便同意了；更何况我和显扬兄还有两面之交：一是我高中毕业后，回茗山人民公社给黄治民书记当秘书，还兼任茗山人民公社文化站站长，一次县里开会，我和显扬兄第一次见面；后来我到县政府工作，利用职务之便，我还亲自上门去拜望过显扬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纸公文把我调往天子脚下——国家某机关主事机关刊物；为了生计，我和昔日家乡朋友基本失去了联系；2004年全国“两会”结束后，我从国家人事部被“发配”到澳门主事国际人才交流工作，与家乡几乎隔绝了；直到收到旻钧转给我的书稿后，才获悉显扬兄已与世长辞了，亲朋故旧还写了一些纪念文章。我唏嘘不已，一口气读完了书稿；显扬兄的文字是那么地朴实无华，显扬兄的精神让我感动。于是，我亲自为书稿分类，并拟写章目，同时我还指示秘书，通知外事部门，抓紧时间做好《背着米袋追太阳》一书的翻译工作，我要通过我们的渠道为显扬兄申报诺贝尔文学奖……

秘书告诉我，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说：“文学要暴露黑暗；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莫言的言论，让我倍感莫名惊诧，原来“诺贝尔文学奖”是这么个“东西”呀?我便嘱秘书打住。此时，我忽然想起俄国文学批评家和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奠基者别林斯基。他说：“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什么是民族性，按别林斯基的看法，“那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历史生活的标志”，是“对于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风俗、习惯和特色的忠实描绘”。在别林斯基那里，文学的民族性成了现实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和评价尺度之一。他提出：“‘民族性’是我们时代的美学的基本东西”，“民族性变成了用来测量一切诗歌作品的价值以及一切诗歌荣誉的巩固性的最高标准、试金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这个概念同他们提出的“世界历史”、“世界市场”、“世界贸易”是相呼应的。同列宁的“国际文化”一样，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并不是非民族的，这如他们所表述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段话表述得很清楚：第一，所谓“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并不是说民族特色从此不复存在；要知道，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同民族特色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不能相提并论；第二，“世界文学”的形成不是通过“民族文学”的消亡来实现，也不是说“世界文学”会凌驾于各“民族文学”之上，而是在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展现出来。

文艺的形式是民族的，没有文艺的民族形式就没有文艺的民族特色。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和主张，也是构成毛泽东文艺特色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毛泽东反复强调文艺应该具有“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和“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生动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等。毛泽东如此重视文艺的民族形式，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在他看来，优秀的文艺总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总是同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的语言、习惯、审美趣味、表达方式及历史生活的特点紧密相连，而且“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的确，像中国的唐诗宋词，今人还在传诵。此外，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毛泽东曾风趣地说过：“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关于文艺的内容与民族特色的关系，毛泽东在谈到《红楼梦》时说过：“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这就是说，《红楼梦》中的环境和人物是我国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民族生活和民族经验的艺术反映。

文艺的民族特色总是代代相承。每个时代的文艺都不可从头开始，都不可能割断同民族传统的历史联系，都不可能背离自己已有的规律去另辟蹊径。没有文艺的历史继承性，也就没有文艺的民族特色。在毛泽东看来，坚持民族特色和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始终是同步的、不可分离的。这是因为，在一个民族的文艺的历史发展中，那些进步的、健康向上的、独树一帜的、具有生命力的东西，诸如毛泽东提到的“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等等，乃是中国的民族特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特色是一个价值观念。毛泽东写道：“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也完全适用于我们对待文艺的民族遗产和文艺的民族特色。

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就文化的地位作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四点嘱托，深刻分析了我国文艺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新时期加强文艺工作、推进文艺事业的纲领性文献。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文化自信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精神动力。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不仅重提文化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特性，更是将文化自信视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了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中华文化独特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独特标识。我们应当坚定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自信，才能真正做到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民族特色的作品的产生，源于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自信。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是文艺创作和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应有取向，是民族特质的必然要求。没有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没有文化自觉意识，没有文化自信理念，就不可能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

引领时代风气，文艺不能迷失价值方向；塑造民族之魂，文艺不能远离人民生活。“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振聋发聩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新的历史时代，“为人民大众”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底色。“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深刻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重申文艺创作的人民取向，定位文艺发展的人民坐标，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文艺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文艺工作的根本原则。”习近平的讲话进一步回答了文艺工作怎样以人民为中心的问题，其中包含着许多深邃的思想、独到的见解。其中，文艺工作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道出了文艺方法的真谛；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指出了文艺创作的关键；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表明了人民导向的丰富多样性；史诗是人民创造的，坚持了文艺生产的唯物史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也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文艺作品影响着人的思想境界、道德修养、精神追求，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关系到民族的荣辱祸福。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我们的作品才会在人民中传之久远。“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对文艺作品以中国精神铸就民族之魂寄予的深情期待，让文艺工作者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习近平对文艺工作者提出四点嘱托：“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并向文艺工作者提出希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创造向上向善的作品，引导社会崇德向善，是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追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反对低俗庸俗恶俗，追求崇高的价值和境界，凝聚人心整合价值，通过在为国为民的事业中立德立言而立功，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必然路径。

大作家莫言无病呻吟，恰好揭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悲哀：中国文化五千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殖民文化的国度，我们为什么不设“孔子文学奖”取代“诺贝尔文学奖”；被公认为世界级电影节的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德国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圣马克金狮奖）、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美洲奖）及捷克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水晶球奖）联合确定为国际五大电影节。一个具有殖民文化的国度，它的公信力到底如何? 电影人李雪健作出了最好的诠释：主旋律不应该被定义，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讲好中国故事这才是主旋律。演员李幼斌说，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肯定有民族情怀在其中，如果没有民族情怀，那主旋律电影就是空洞，纯粹为了市场而选择的一种稳妥的形式。

我认为，中国文化要输出不该停留在宣传阶段，而是应该展开更多艺术领域给艺术家们，让影响力传递出去，文化的影响力才是最有力量的。由此，我准备向国家申办“澳门国际文化节”，内设多种奖项，其中有“孔子文学奖”、“夏衍电影奖”；而“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只颁发一枚金牌、一份证书以及一笔奖金；用我奶奶的话说，我们澳门穷得只剩下钱了，那我就颁发一尊金杯（濠江杯）、一份证书以及N倍奖金，我就不信春风唤不回……

安息吧，显扬兄！到时我给您追授“孔子文学奖”。

（原载2022年9月24日《粤港澳大湾区报·周未版》A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