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深圳主持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来源:新华社)
□柯建刚
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APEC东道主,也是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第三次以主人身份把亚太21个经济体请到一起。会场已经准备就绪,前海的街头景观上写着“开放、创新、合作”,是2026年APEC“中国年”确定的三大优先领域,也恰恰是广东发展的重要密码。
在变乱交织的当下,一场会议的主题往往比议程更能说明问题。APEC“中国年”把主题定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十个字,其实是一次公开表态:亚太不打算退回各自为政的小院高墙,而要继续坐在同一张桌子前,把共同的生意做下去。俄罗斯总统普京携3名副总理、7位部长参会,15名以上官员参合。普京在深圳将有为期三天的密集日程安排;陪同特朗普出访亚洲的成员包括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多位白宫工作人员等。因为亚太正站在一个不太舒服的位置上。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暗流涌动,地缘冲突搅动产业链供应链,一些国家把“脱钩断链”当成政治正确的口头禅。APEC成立37年,宗旨本来是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如今这个宗旨遭遇的阻力,比它诞生时更大。有学者把这种局面形容为“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特点不是没有路,而是每条路看起来都能走,却通向不同的地方。这时候需要的不是更响亮的争吵,而是一份大家都愿意签字的路线图。
深圳会议要拿出的,正是这样一份东西:《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深圳宣言》,为亚太共同体画路线图、搭合作框架。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有一句话很值得咀嚼:亚太共同体这个概念提出几十年了,“不能停留在纸面上,不能局限于愿景中”,希望“在深圳找到答案”。从“目标”到“行动”,从“蓝图”到“现实”——这两组词之间的距离,恰恰是APEC三十多年最难的功课。今年是APEC领导人提出亚太自贸区愿景20周年。2014年北京会议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那一年也是“全方位互联互通”蓝图落笔的年份。二十年过去,RCEP已经生效实施,区域内关税减让和原产地累积规则,让一部手机、一台空调、一柜水果的跨境旅程变得便宜而顺畅;但亚太自贸区这张更大的拼图,仍然停在“路径协调”的阶段。
原因并不神秘:21个经济体,发展水平相差悬殊,敏感产业各不相同,谁都想开放,谁都不想先开自己那一扇门。所以今年中方倡议制定亚太自贸区有关成果文件,重点不在“一步到位”,而在“别停下”。《2026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苏州联合声明》已经为下一步提供了可行路径。这种“小步走、不停步”的做法,看起来不够激动人心,却是多边贸易体制唯一走得通的走法。真正的开放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壮举,而是无数次“再让一点”的累积。
2014年北京会议把互联互通写成蓝图,讲的是“脚下之路、规则之路、心灵之路”。十二年后回看,这三条路都长出了具体的形状:中老铁路把内陆国变成陆联国,雅万高铁让东南亚第一次有了时速350公里的日常,秘鲁钱凯港让南美的货物到亚洲少绕一段漫长的航线;规则层面,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无纸化贸易、跨境电商通关便利化,正在把“制度成本”一点点削薄。互联互通最容易出现的偏差,是只修“能赚钱的路”。港口、铁路、干线网络当然重要,但如果只有枢纽受益、只有大企业受益,互联互通就会变成新的落差。今年工商领导人峰会把“共绘互联互通宏伟蓝图”单列为议题,普华永道全球主席康慕德说得很直白:亚太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但这种潜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增长”,需要开放、信任以及跨越国界的合作意愿。这句话其实点破了共同体的本质:它是一种“意愿”,不是一种“必然”。
如果说贸易和互联互通是共同体的骨架与血管,那么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是这具身体正在长出的新器官。这一年APEC“中国年”在数字与AI上的动作密得少见:7月在成都举行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成都声明》;举办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赋能经济增长政策对话会,议题之一就是缩小数字鸿沟;发布《亚太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扩大数字服务获取渠道。更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第一次”——“数据”第一次被单列为议题,“开源”第一次被提升到部长级合作层面。同样在7月,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APEC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
这些安排背后有一个很实在的判断:AI不会平均地降临。在印尼,基于中国开源模型研发的语言大模型上线,让一个有700多种语言的“万岛之国”能更顺畅地与世界对话。印尼工商会区域贸易与投资常务委员会主席刘德伟说,开源给了他们“拥抱AI的新机遇”,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和国情再开发。这就是“开源”被抬到部长级的意义——它把技术的门槛,从“买得起”降到“改得动”。反过来看,如果规则、算力、数据、人才几道门槛同时竖起,亚太就会分成两半:一半在讨论模型参数,一半还在为稳定供电发愁。到那时,“共同体”就只剩下半个。所以中方在会上反复讲“智能向善”、讲普惠、讲《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讲的其实是一件事:技术的红利要能落到普通人的饭碗里,而不是只落在少数人的资产负债表上。
共同体最终要落在人身上,而人最敏感的是机会。2000多位政商界领袖聚集前海,七项议题从自贸区到AI生态,从可持续发展到大湾区机遇。值得一说的是,本次峰会将发布《2026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深圳倡议》——这是峰会创办30年来首次以倡议形式发布成果文件,目的是把工商界的核心主张整合起来,向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建言,并且可落地、可跟进。“可落地、可跟进”这六个字,是对所有国际文件最苛刻的考验。会议文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形容词太多、动词太少。选择深圳作为会场,本身也是一种表达。四十多年前的小渔村,如今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前沿,是集装箱吞吐量以千万标箱计的世界级港口,是外籍居民可以就近办理涉外业务的国际化城市。它证明了一件事:开放不是让渡,而是长出新的能力。
从澳门望向深圳湾,不过一水之隔。澳门这些年做的一道功课,是把“博彩”之外的产业一点点做厚:会展、文旅、中医药、特色金融,还有刚刚起步的科创。大湾区给澳门的是市场,APEC给澳门的是视野: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也可以把自己的规则、服务、文化放进亚太的分工里,找到位置。这正是“共同体”最朴素的一层含义:不是大国替小国安排,而是体量不同的经济体,都能在这张网上找到一个不被剪断的结。
写到这里,不妨回到“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那十三个字。前半句讲的是“我们是谁”,后半句讲的是“我们要什么”。前者是身份认同,后者是利益交集。国际政治里,能把这两件事同时说清楚的文件不多,能同时做到的更少。APEC不是谈判场,它没有强制力,靠的是“自愿”加“同行压力”。这既是它的软肋,也是它的长处:正因为不逼人签字,它才能把21个想法各异的经济体,年复一年地留在同一张桌子上。深圳会议能留下什么?也许是一份宣言,一份自贸区成果文件,一份工商倡议,一批数字与AI的合作安排。单看都不惊天动地,叠在一起,却是一条“别往回走”的路标。风高浪急的时候,最要紧的不是船有多快,而是船上的人还愿不愿意朝同一个方向划。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太共同体”不是一句外交辞令,而是一种自我约束:承认彼此依赖,接受彼此差异,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做生意、通航路、连数据、谈规则。
潮起南海,新程已启。特别是中俄美元首会晤是这次APEC深圳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三个大国能不能在战略分歧当中找到合作的空间?这次会晤对于亚太乃至全球的格局会有着巨大的影响;深圳的APEC峰会,注定要写入历史,重要的一个原因,除了这个深圳宣言以外,就是中美俄历史性的首次的会晤;为什么中国会主办中美俄历史性会晤?这是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缩影;从历史的起点出发,中美俄三个国家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现在也是战略独立性的国家;尤其是今年是东京审判80周年,维护这个全球战略稳定和秩序是非常关键的;中美俄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对未来,比如说这个AI的发展,全球的军控的谈判,乃至于地区热点问题和全球问题的解决,没有中美俄三个国家的合作,可能地区热点问题、全球性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所以世界何去何从?我觉得除了中美以外,俄罗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独立性的因素;所以中美俄坐在一起谈本身就释放了信息;对这个世界起于特殊贡献、特殊责任;还有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塑造下一个80年的这个国际秩序。(作者系澳门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粤港澳大湾区报社社长)